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中国勇夺世界杯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中国勇夺世界杯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40)⒄中国勇夺世界杯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在平汉路战役前后，中国勇夺世界杯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中国勇夺世界杯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41)第23节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勇夺世界杯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中国勇夺世界杯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中国勇夺世界杯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勇夺世界杯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第四，“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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